而广泛动员与吸收当地老百姓参与开发，可能不太正规，但是正因为老百姓参与，才具有当地特色，也才更吸引游客。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王锡锌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公路是一种正外部性十分明显的公共物品，不独本地车辆，外地车辆也可以畅通无阻。它和平顶山中院一样陷入沉默。

由广东发源，再经国家政策与法律确定之后，收费公路模式在全国范围内迅速铺开。但在公路网蓬勃发展的同时，其后遗症与异化的危险也日益明显：收费公路模式泛滥为地方政府盈利的手段，而中国人正在承担着世界上最高的交通与物流成本;交通领域的贪腐现象层出不穷，投资盈利模式引发的各方利益纠葛也越来越显现其阻碍交通发展的一面。近年来，修建一条收费公路，倒下一片干部，道路通车，厅长落马之类现象频现：1997年以来，河南交通厅五任厅长四人落马;上海公路大王张荣坤引发社保大案，涉案金额数百亿，以原市委书记陈良宇为首的一批官员受到查处。这天白天，时军锋自首。据审计署报告，该高速公路总投资11.65亿元，其中银行贷款7.65亿元。

促成这个奇迹般的飞跃的，正是收费公路政策。与法院系统的行政处理方式不同，平顶山市人民检察院新闻发言人武方晓在17日说，如查明在案件调查过程中，检察院的确存在工作不力或错误行为，将会启动错案追究，追究相关办案人员责任。很清楚，解决体制问题惟一的途径，就是通过经济、文化、社会和政治等方面的体制的改革。

所以，在收入结构上，资本和自然资源所有者收入份额不断提高，而劳动和专业劳动(人力资本)所有者的收入份额不断降低。欲转方式必推改革但是，问题来了。新时期新格局的特点，就是要向一个再平衡的方向走去，全球经济能不能在今后稳定地发展，就取决于这一再平衡的进程。正像温家宝总理在2010年天津夏季达沃斯论坛上讲的，刺激政策难以避免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

城市化进程加速以后，有一种新的生产要素在经济增长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就是自然资源，特别是土地资源。还有人士认为，新格局的特点就是中国将要在国际舞台上扮演重要的角色，甚至是决定性角色。

各个国家要实现自己内部经济的再平衡，进而达到全球经济的再平衡。多年的经验告诉我们，要真正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最根本的就是解决体制问题。有的研究者认为，新格局指中国从一个低中等收入国家，快速提升到中等收入国家，甚至高中等收入国家。1992年中共十四大提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这个目标也没有实现。

在制定20世纪最后20年计划的时候，也提出了这样的目标：在经济效益不断提高的基础上，到本世纪末(2000年)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把脉中国内部失衡2009年，中国经济的增长率达到9.1%，但是，其主要的推动力量是是极度宽松的宏观经济政策。就需求结构而言，净出口(出超)是继续下降的，消费没有明显提高，增长主要是靠海量的投资。当时达成了一点共识：没有实现这个转变的根本原因在于体制性障碍。

这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在世界范围内也罕见。从2009年到2010年的情形来看，发展方式的转变没有取得重大的成果。

相反，还有某些恶化的趋势。根本的途径就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劳动，特别是人力资本的作用，提高专业人员的劳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这样才会提高劳动者和专业人员的收入在GDP中的比重，才能提高消费在GDP中的比重，才能根本扭转中国经济的内部失衡。

这样，就会造成一种恶性循环。而政府和富裕人群的储蓄倾向是高的，而消费倾向是低的。它们之间通过贸易往来、资本流动，却可以达到一种平衡。为什么没有能够顺利实现80年代初期就提出的目标呢?在制定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时候，曾经对此做过深入的讨论。还有一种说法，新格局的特点是中国经济结构将要朝着以人为本的方向快速调整。过了十年，到第十一个五年规划又提出要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作为主线。

在我看来，在前一个阶段，全球经济体系的最重要的特点，就是两类失衡经济之间的互补。上世纪80年代初期，党中央和国务院就已经提出，要把全部经济工作转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

我个人比较认同第四种看法。当然，这种平衡很脆弱的，世界和中国许多经济社会问题也由此产生：比如，美国为了维持这种平衡，就利用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的地位，大规模地进行货币和信用扩张，通过入超大量换取别国的资源。

2005年以来，中国经济学界对于内部失衡的原因做过深入的讨论。这就造成整个经济的内部失衡：储蓄与消费之间的失衡变得愈来愈严重。

它们就像人照镜子一样，失衡的方向正好相反。于是，经济增长方式最重要的特点就是主要依靠自然资源和投资的增加。我认为，新格局的特点是过去全球经济那种两类失衡经济之间的脆弱平衡已经不能持续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经提出30年。

这两种失衡的经济就本身而言，是无法持续的，因为或者有正的大缺口，或者有负的大缺口。如果不能改变这种经济发展方式，中国要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率，惟一的办法就只有增加投资，特别是政府的投资。

有一段话值得我们认真思考：改革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必须以更大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改革，大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加快推进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使上层建筑更加适应经济基础发展变化，为科学发展提供有力保障。这两类经济，一类是像中国这样的经济，其内部的失衡主要表现在高储蓄率、低消费率。

这样一种凯恩斯主义的短期政策，能够暂时稳住经济，使得经济不至于急速下滑，却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依靠这样的短期政策，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走出危机。当时，大家都认识到中国内部失衡的深层的原因是经济增长方式存在问题。

劳动者和专业劳动者的收入份额降低，专业劳动者和普通劳动者的消费倾向是高的，储蓄倾向是比较低的。所以，要走出这次危机，真正实现经济复苏，就要解决再平衡的问题。众所周知，这一次全球金融危机正是由此产生的。由于收入分配的结构是由生产中各类生产要素决定的，中国从第一个五年计划以来，一直采取依靠投资的经济发展方式，结果就造成收入分配中资本所有者的收入份额不断提高。

为了保持这样一种平衡，货币政策就变成被动地大量增发货币，造成了流动性泛滥，导致了资产泡沫形成和通胀威胁加大。但是，对于什么是中国面临的经济新格局，我们应当如何去应对这种新格局，大家却有不同的理解。

或者认为新格局的特点是从非均衡发展向均衡发展转变。他说，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们将着重在以下几个方面作出努力：坚持内外均衡发展，着力构建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

在执行十一五规划过程中，我们又做了总结，为什么这一期间经济增长的模式有所改善，却仍然不尽如人意呢?因为有利于创新，有利于创业的经济环境、法治环境未能建立起来。必须采取切实的措施来扭转这种状况。